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杨丽娟斥刘德华不道德 希望华仔尽快正式道歉

　　最近，“疯狂歌迷”杨丽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刘德华非常不道德。”她表示，希望刘德华尽快向其道歉。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庸人自挠。该反省一下，如此疯狂都做了些什么？如此爱华仔就道德了吗？

朋友闲聊时，大家往往会不经意间聊起一些人的成功之道。就像这几日的青歌赛一样，为何歌者芸芸，人才济济，各色歌曲琳琅满目，却总只是少数人站在了巅峰，也只有少数歌曲能为人所铭记呢？       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只有想透这一问题，你才有望步入成功一族。       以青歌赛所见为例，有人说成功是因为勤奋，但勤于歌唱者数以百万计，如何得志者聊聊？有人说是天才，但即便是我们周边都常能看到“K歌天才”，可他们甚至根本都没想过去做一名歌者；有人说是执着，但有人六七次参赛，结果却仍难免名落孙山；而有人强调的机遇呢？其实，住在音乐学院周边或生为音乐世家的人便有很多，机遇对他们垂手可得，但终其一生，他们依旧离成功很远……       正因如此，我们才听到了“组合说”，即x%天分+y%勤奋+z%机遇+……=成功！       然而，问题是，将那些成功要素简单相加便能迎来成功么？答案依旧是否定的。别的不论，以做股票为例，有的人极聪明，做股票的悟性很高，钻研各类证券知识、收集各类金融信息也很用功，又生逢其时，赶上了前两年的大牛市，但至今为止，这样的人，真的赚了很多钱么？不一定！所谓“宁波敢死队”被曝亏损数亿，便是最好的写照。       为何？这便不能不涉及到我们平时谈话时经常涉及到的一个话题，即有些人或许是你身边的人，虽然在你看来并一定有天分，或许也并不那么勤奋，甚至机遇还不如你好，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别人成功了而你没有，别人赚海了而你赔光了，别人成名成家了而你还默默无闻……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差别其实就在于一个境界。这境界，便是今日新华社评论文章所讲的“莫让浮云遮望眼”！该文虽则针对的是股市投资，是讲给股民听的，但放在各个领域论成功，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这句诗的原句来自来自宋代宰相、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诗《登飞来峰》，全诗为“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里，“浮云遮望眼”是众所周知的，但“不畏”体现的是作者自身的境界，即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才无畏那些飞来飞去的浮云；而新华社署名评论用的是“莫让”二字，体现的却是一种劝诫，言外之意，我们的投资者没有达到“身在最高层”的境界，这才有了那些“惊慌失措，盲目杀跌”和“不加判断的随意抄底、推波助澜”等等“非理性”操作。       说的好！说得妙！但可惜的是，不仅普通股民，即便是一些投资者眼里的专家，6124以来不也是一次次“惊慌失措”以致言行颠倒，不也是一次次“随意抄底”以致深度被套么？       可见，知易行难，说起来可以一套一套，做起来却总被套被套，并非一个“莫让”那么简单便能把“浮云”望穿！这就像前述做人的道理一样，为何许多人有天分有勤奋有机遇等等成功要素而难启成功之门呢？就是因为他们灵性有余而境界不足，就在于他们贪小利忘大义而把目标淡化了。       比如，有些绝顶聪明且机遇不错的研究人员为何终其一生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呢？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在成长道路上把很多的精力投向了如何分房子、如何谋职称、如何多拿奖金、如何打击异己等等这些当时认为“很重要”但却严重分散其精力的分支目标上。       而这类人体现在做股票上，便是那些喜欢频繁买进卖出、动辄聪明抄底的“短线高手”！他们很聪明、很勤奋，机遇也不错，但逐步累积经验做投资高手的目标却已经在一次次的短线博弈中消弭殆尽了。以现实为例，在本轮股市大调整的过程中，在1.15暴跌前夜，在以后的一次次平台整理或震荡市中，都有不少博友一次次给我留言，催我“下命令抄底吧”，因为既然“侯老师您让我们躲过了6124大顶，又带我们抄底成功，多漂亮，我们就信服你……”。       可以说，类似的话我听了无数遍，有时我甚至都不耐烦地回答说“你就不能歇几天啊”，但直至近日，依然有朋友在看到“抄底曙光”后还在给我留言。当然，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但同时反映出的，却是散户投资者一种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换句话说，你即便成功抄底打了把漂亮短线，但你却失却了淡定从容的境界，而失却境界，是最终会让投资人吃大亏的。       其实，不论是“莫让浮云遮望眼”，还是“风雨过后是彩虹”，抑或是其他更漂亮社评、短文、谚语或诗句，也不论是你在做人做事做股票，当你把它当作优美词汇而非深刻哲理才应用的时候，你便已经失落境界了，而失落境界的惩罚，便是你只能做一个和“成功”保持距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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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一泻千里的暴跌中，中国股民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苦不堪言！

防止股市大起大落与让国民投资财富增长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中国股民参与股市的高涨热情在高溢价的发行价与惨列的暴跌中轰轰烈烈地死去！！！！！

国民就是贱啊，为什么不能国人与外资同享低廉原始股发行价？为什么？？？？

作者：非著名足记—李大眼

标签：房产 故宫 古运河 房地产商 文物 中国

女的戴旗头，男的留辫子，坐台小姐都可以妃嫔称之，比如德妃，比如庄妃，千万别叫珍妃，怕哪个人HI高了扔到井里去

  鹏语录：

中国流行的是把城里的真文物拆了

在农村再重修一盗版的文物

中国有钱人从来不怕折腾

说这就是革命

北京有个开发商提议把故宫拆了，节约下来好大一块地可以修商品房就可以成功降低房价，北京房地产协会有个头头附和叫好，认为此举可行……我看了一眼新闻出没时间是不是4月1日，可惜不是。

在首都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想这个开发商那天肯定是因土地太贵就站在故宫边上那些高楼上沉思，见下面一大块空地后中了魔障发出这个倡议，故宫占了北京二环以内大约二十分之一的地方，要是修房子可能真可以下降房价二十分之一，这叫功德无量，可惜那开发商那天不是在飞机上俯瞰长城，要不然就可以提议把长城拆了，不知节约出多少亩地来，长城砖可以提供房地产建设很多基建材料。

同理，埃及应该把金字塔拆了，英国应该把温莎堡拆了，美国应把白宫拆了，希腊应该把卫城拆了，这些破旧的地方可以提供好多材料，按照拆掉故宫的思路还可以拍卖，比如“慈宁宫”原驻地，“养心殿”原驻地，再参考当时驻扎在那里的皇上皇后妃子等级高低以供加价拍卖。

要不然干脆不拆，直接拍卖，把故宫重新装修成一巨大的夜总会，我估计可以整出一百多个“芭比”“米克斯”，里面服务员一水儿的清宫服，女的戴旗头，男的留辫子，坐台小姐都可以妃嫔称之，比如德妃，比如庄妃，千万别叫珍妃，怕哪个人HI高了扔到井里去。

每个开发商都在说土地不够使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但这几年北京修了2400万平方米还不够使？温家宝先生提出了18亿亩地地生命线后，开发商不敢拿生命开玩笑，就拿故宫里的死人开玩笑，这一招比当年冯玉祥将军还厉害，冯将军不过把封建帝王赶出紫禁城搬到关外，那些大屋子还留着，开发商却让他们片甲不留。

中国房地产商是全世界最无风险的工种，也就是说成本上涨一块，他们一定上涨两块，还天天跟政府哭穷，在房产版里经常可见老板们给政府出主意怎么多批点地出来，说现在土地资源紧缺，可是现在房地产商的规模比五年前大了很多倍，也就是说单笔利润下降但总利润上升，你看见有房地产商破产的吗，没有，这是一个永不破产的行业。

打故宫的主意打长城的主意还算人道，因为那里面现在至少不住活人，对正常生活也没太大影响，影响的最多的文物保护，我还听说北方有个城市的开发商打起古运河的主意，说现在古运河干沽了，早没水运的功能，天天摆在城里看着烦，不如把它填了修绕城的商品房，这又是一件功德，隋炀帝挖开古运河，现在房地产商要把万恶的遗物填掉，也算是向封建帝王清算旧帐的行动。

这就很怪，在祖国一片拆掉旧文物以修房子时，山东那边却要重新修中华文化标志城，都是嫌钱太多的原故，我曾去过河北香河的天下第一城，全按紫禁城一比一比例修建的，旁边还修了标准十八杆高尔夫球场，当地农民兄弟无不以此自豪，见到生人动辄就嚷嚷“你就没机会去俺们那儿，好家伙，你看皇上也就这样了”，可没有人想想这紫禁城和他们一点都没关系，要说关系也就是所谓“带动旅游经济链条”，但这链条是锁在农民兄弟脖子上的，想想，去那儿旅游的根本没有土地被占了的农民兄弟，都是领导和企业家，歌舞升平。

所以一总结发现中国流行的是把城里的真文物拆了，在农村再重修一盗版的文物，中国有钱人从来不怕折腾，说这就是革命。

重庆那个钉子户是活人，所以拆起来相对麻烦一点，开发商现在已开始打死人主意了，最近看《鬼吹灯》系列，其实这就是盗墓。

(以下内容为转载)

40多年前，中国和印度在喜玛拉雅山交火时，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这位在二战中打得极为漂亮、解放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远东王"是在朝鲜战争中得到这个经验的。他因中国人而倒霉，最后的岁月很是暗淡。 可是，"1950、1951年，汉江的水多次变成红色。"《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在 深秋的夜里对我感叹："整整50年过去了，谁还记得遗体留在寒冷雪原上的中国士兵们。"
    
    这位解放军作家整整3年没有干其他事（连他的妻子王莹也"陪读"成了朝鲜战争的专家），清贫、寂寞、激动地埋首于朝鲜战争的资料中，采访最后的风烛残年的老军人，去那些谁也不知当年事的部队发现可能的痕迹。挥去泪水，尽量客观。心绪难平地看了这两卷书，我想说，谁想知道没有虚饰的真实历史，谁想触摸民族最勇敢和最脆弱的一面，请看《远东朝鲜战争》。
    
    王树增的书出版数万册，加上大量的盗版，普及面颇大。问他最多的是这个问题。
    
    有些大学生还说，要是不抗美援朝，咱们就挨着韩国，搞贸易搞建设多方便，丹东没准儿就是第二个香港。"从当时情况看，我觉得中国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打！"王树增这样回答。当时只有两个国家不被西方世界承认，一个是红色中国，另一个是北朝鲜。当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推进时，麦克阿瑟放话－"我要让亚洲共产国家血流成河"、"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止不前。"
    
    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担忧地说，如果让联合国军压到鸭绿江边，中国北方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将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这样，蒋介石随时可能在东南沿海反攻。前后一夹击，你这个政权将无一日之宁。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深谙兵法，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拒敌于国门之外。王树增引述的一代领袖胆气豪迈的话令人玩味。
    
    看看苏联人的做法，就能看出毛泽东的胆量。实际上对朝鲜战争最着急的是苏联人，但他们与美国人的关系是猎人与野兽的关系，都互相害怕。苏联极希望中国人出兵。1950年9月，彭德怀率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大军如苏联人之愿马上就要跨入朝鲜了，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把他从鸭绿江边召回。
    
    原来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一个机场。美国人吓坏了，生怕触怒苏联巨熊，连忙道歉，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过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苏联方面没有任何反应，美国人更加害怕了，认为苏联正在进行战争准备，是大战前的平静。殊不知苏联被美国随时可以攻击苏联任何部位的能力吓坏了，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打。于是给毛泽东发去"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
    
    没有空军掩护，几十万志愿军将在朝鲜的丘陵平原中任美国飞机轰炸扫射，这仗是没法打的。毛泽东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决定志愿军暂不出动，同时让周恩来立即到苏联去，"还是恩来同志辛苦一趟。"周恩来和林彪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对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斯大林说："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吧。"
    
    联合国军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毛泽东最后决定还是出兵。据史料记载，当周恩来 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苏美这种互相害怕，恰恰证明中国人的胆大。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没有考虑战败的问题，彭德怀在中央会议上说："如果我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
    
    中国军队突袭成功
    
    "中国军队在朝鲜主要打了五次战役，记住，五次战役就是抗美援朝史。"王树增强调："前两次战役我们全胜，后三次有胜有负，比较不如意是第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奠定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之所以能有突然性，是因为美军对中国意图判断的严重失误，中国人怎么敢出兵跟我们美国人打，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了！没有可比性。毛泽东、彭德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不惧强敌，出其不意地狠打。
    
    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他们见过几个中国人？几十年来除了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时在北平见过几个，他们对中国军队的看法还停留在李鸿章的清军上。非要吃一二次战役的亏才能缓过劲儿来。

  中国军队一出手是非常狠的，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一下子踉跄欲倒。这里面凝聚着很多仇恨，其中有对美国人干涉台湾的愤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准备放弃台湾，他们没有一兵一卒在岛上，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针对朝鲜，而是台湾，马上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这说明美国人一开始就判断错误，他们以为是"亚洲共产党的集团扩张行动"，他们高估了亚洲地区共产党的联盟性。实际上朝战争爆发时，中国在朝鲜连使馆都没设。这个错误判断是导致中国出兵的重要原因之一，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你不是封锁了吗，反正我也解放不了台湾了，咱就帮兄弟打吧 。
    
    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彭的指挥才能。中国出兵是仓促的，彭德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只揣着与毛主席商定的作战计划，后来发现根本不管用，因为联合国军进军太快了。彭德怀的应变能力将经受严峻考验。
    
    两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遭奇耻大辱
    
    中国人跟美国人打的第一仗是怎么取胜的？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数十万人先后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彭德怀面容憔悴，满头白发，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去向不明的金日成。彭总已经深入到敌后，与南朝鲜一个团擦肩而过。志愿军司令部整整两天与他失去联系，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彭总又独自一人从包围圈中走了出来。
    
    彭总在一座叫北镇的金矿里见到金日成。人民军已被打散，金日成的信息失灵，他不知此时麦克阿瑟正亲自率兵空降到平壤以北，包抄从平壤北撤的士兵和官员。这时志愿军遇到的麻烦是后撤的人民军堵塞了道路，人民军在路上一遇到志愿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飞机没有？一听说没有，就一个劲儿地摇头。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还不知道。这一天，南朝鲜先头部队坐在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地追击着人民军，志愿军埋伏在山岗上，不到20分钟，就把南朝鲜的这个营解决掉了。随后美军飞机进行了准确的报复性轰炸，整个山岗像一支巨大火焰。但令南朝鲜军人奇怪的是，一些奇怪的影子在火中露出头，顽强射击。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当20多名南朝鲜士兵终于爬上山岗时，看见了一个衣衫破烂的士兵从工事里站起来，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几乎是微笑着向他们走来。南朝鲜士兵突然明白，但跑已经来不及了，士兵怀中的爆破筒爆炸了。这是中国人，肯定是中国人！南朝鲜人惊呼。
    
    这一天是1950年10月25日，被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打是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美国人换下已经精神崩溃的南朝鲜军队："他们（南朝鲜军）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全不在意，全无表情。""中国军队几乎看不出队形的攻击人流在各个方向时隐时现，瞬间便冲到美军面前。"美军战史记载，中国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出现、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喀秋莎"火炮。这种武器的出现，意味着进攻的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它的士兵出奇地勇敢，一个中国士兵在部队受阻时，绕到敌人机枪阵地后，抱住美军机枪手一起滚下山崖－─类似的情景在中美两军第一次战斗中到处发生，美国人在"奇怪的呐喊声"中不断死伤，争相逃命。
    
    "黑夜是中国人的。"王树增说。美军战史也写道："夜间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二战中抗击过日本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们发现，中国人的战术也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使劲地喊"你在那里"，或是"我看见你了。"陆战队员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一辆俄制T－34坦克冲破了一个路障，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单兵射击。陆战队一枚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炮弹便打掉了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至少有一部分敌人的攻击部队是从背后爬到E连阵地的，显然是顺着野战电话线摸上来的。中国人抓住了许多在睡袋里睡觉的人，并且杀死了他们。
    
    这时，美国方面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是否正式参战。令他们吃惊不小的是，中国的广播电台公开承认其军队在朝鲜，称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听到志愿军这个词。美国远东军情报官威洛克推测，这是中国人在玩"鱼和熊掌兼得"的把戏。他认为，中国人极端敏感和极爱面子，一口咬定在朝鲜没有正规有组织的军队，这样既可在万一被打败时不损害中国军队的声誉，又可给退败的北朝鲜军队以实质的支持。

美国士兵在被切断后路时，会丢弃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而且还装死。他们的步兵缺乏战斗力，胆小怕死，不具备进攻和防御的胆略。他们在前进时如果听见枪声，便会退缩不前。他们只能在白天打仗。他们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如果他们战败，便会溃不成军，如果他们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当补给停止时，步兵便会完全丧失斗志。
    
    这样的描述使美军难堪，二百年来所有战争的胜利者，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日德那样强大的军事机器，并成为全世界救星的美国军队，还没有遭到过如此大辱。
    
    美国的工业能力令中国军人扼腕叹息
    
    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是戏弄麦克阿瑟的过程。彭德怀把近40万大军隐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用打了就跑、丢弃辎重、释放俘虏等办法诱敌迈入这个巨大的包围圈。麦克阿瑟这个被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看成"神"的将军大意冒进，令掌握大规模共军移动迹像的美军情报部门和官比他大、却"在他面前像学校的男孩子在城里遇到街杜鲁门总统都深表怀疑，大家都预感到前方某个地方一定有中国军队像猎人一样在等待美国人，但谁也没有勇气和主意阻止这个不顾战法、犯着低级错误的的自大老头。
    
    美国人遇到了一支世界上最奇怪的军队，他们惯用手榴弹，投出的手榴弹的密集程度令美国兵如陷地狱。在狭窄的洼地里，拥挤在一起的美国兵无法躲避手榴弹。一个当年仅17岁的军械员克劳福德回忆说，手榴弹下雨般地在他身边落下，仅他踢出去的就有40多颗。
    
    骄傲的海军陆战队员被中国士兵的勇气所震慑："中国士兵突然就在大雪中出现，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这令美军士兵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中看上去简直如一种幻觉（朝鲜盖马高原邻近东西伯利亚）。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第一批士兵倒了后，第二批就跨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批第四批。其不怕死的精神仿佛是殉教者，令美军官兵非常害怕。"（日本出版《朝鲜战争》）但德洞岭高地最终未被志愿军占领，它在陆战1师的撤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同90年代关注"沙漠风暴"一样，世界各国和新闻网都在关注这次美国军队史无前例的大撤退。美国几乎倾全军之力保护陆战1师不被全歼。从"西西里"号、"莱特"号、"福基"号、"菲律宾海"号、"普林斯顿"号等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侦察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在陆战1师头顶上形成金属天幕，一寸一寸地掩护其后退。
    
    在美军的退路上有一座关系数万美军生死的桥，水门桥。其钢梁没有桥墩，悬空架在万丈深渊之上。志愿军三次炸桥，最后一次把钢梁与山崖的水泥接口也炸没了。这样一来，美军应是插翅难飞了，志愿军因而没再派兵把守。生死存亡之际，陆战1师的工兵紧急设计，然后急电美国本土用巨型运输机运来八套巨型钢梁，在日本进行空投试验 ，改用超大型降落伞，把钢梁直接空投到水门桥......不到两天时间，在北朝鲜东北部偏僻山区的一座悬崖上，架起一座可以通过所有型号坦克和车辆的钢铁大桥。志愿军发现后，追悔莫及，陆战1师终于逃逸。
    
    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王树增有幸翻阅"一尺多厚"的毛彭来往电报，他发现毛泽东对朝鲜战场的指挥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电报的密集程度、所涉及的战役细节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它详细到某个制高点的控制，一个师级单位的调动，状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这一切有个前提 ，即中国将领们无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心悦诚服。
    
    第二次战役后，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恢复战前状态。如果中国方面同意停火，战争也许就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中国志愿军极度疲乏，而敌人大踏步撤退，有生力量损失并不大。从军事上看，他们的撤退也是狡猾的，放弃了无险可守的平原。与此同时，一位后来改变美军命运的、极为狡猾慎细的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从美国本土起飞。
    
    美韩军队的散乱和颓唐令李奇微大为不满，他命令宪兵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6辆后逃的南朝鲜卡车，他们只得调头往前线开（但李奇微的参谋说，一会儿他们会以更快的速度开回来）。他集合军官训话："文字工作可以晚上做，白天，枪炮声大作的地方才是你们必须去的地方！指挥官的位置必须是敌我双方互相开枪的地方。一旦同敌人接触 ，就要像狗一样咬住，决不能放过......把强大的部队埋伏在侧翼，突然发动猛烈攻击，最重要是把中国人杀死。把赤色中国洗成白色！"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6个军的几十万将士突然从茫茫雪地中跃出，冲向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即使是这个足智多谋的李奇微，也没料到他到朝鲜前线仅两个小时，中国军队就发动了一场一点不小于诺曼底登陆的全线突破。联合国军全面溃散。从前沿逃来的长列南朝鲜士兵狼狈南行，面色憔悴发黑，精疲力尽，绕过李奇微在上面挥舞手枪的吉普车。 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顿时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李奇微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的难民背着包袱 、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没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在这悲惨的逃难中，谁也没时间去帮助邻居。没有人流泪哭泣，只能听见在冰上走路的痛苦的喘息声。"（《李奇微回忆录》）李奇微几乎是最后一个撤出汉城的美军，他收拾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然后在墙上写了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中国军队的前锋到达了三七线，彭德怀下达了一道引起激烈争论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彭德怀在回国任职后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回忆起第三次战役时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美军反而来劲了，回头就咬，全世界包括美国国会和中国军队，都没想到美军的反攻发动得如此之快，而且是在中国军队最不愿意进行战斗的时候 。面对这种局势，彭德怀指挥志愿军，通过阻击和运动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所有的战斗都异常残酷，在修理山、在泰华山、在汉江南岸，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李奇微的火海战术。志愿军阵地的失守，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是爆破筒，滚向敌人后发生的。王树增说，情况确实很险，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南进的话，将正好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在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修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正等待着饥饿和缺乏弹药的志愿军士兵闯入火网。"志愿军的冬天， 一个空前流血牺牲的阶段开始了。"王树增对这一段的描写倾注了最多的感情。
    
    彭德怀知道后下令停止进攻
    
    为了这本朝鲜战争的书，王树增在广州那个灯红酒绿的浮躁的环境中彻夜查资料， 有人对他说：你有病啊？"我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想让当代青年看到我们民族经历的往事......记住士兵，那些士兵！"王树增的妻子王瑛说："你没发现，这本《远东：朝鲜战争》就是献给我们战士的。一提到普通士兵，他就不能自已。" "我当过10年伞兵，我对士兵有感情。我的部队前身是打上甘岭的，是黄继光、邱少云的部队。想想那些躺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士，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那么年轻，他们是农民的儿子...... "
    
    今年夏天，美国原准备和韩国在仁川举行大规模的模拟登陆，并把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西方各国的军事代表团都请来，以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后担心刺激朝鲜的南北和谈而作罢－在谁也没提起旧事时，美韩总是不忘，它起码勾起我们因往事而汹涌的感情 。
    
    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士比比皆是
    
    王树增给我们描述了第四次战役──那是我们从不知道的由青春、热血、失利、胜利筑起的波澜壮阔的战场。毛泽东一度想让志愿军攻到三六线，并在那里休整。而在前线的彭德怀心里清楚，这没有任何可能，只能通过阻击和防御，迫使敌人停止进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
    
    所有的战斗都异常残酷，在修理山、在泰华山、在汉江南岸，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李奇微的火海战术。志愿军阵地的失守，照例都是在最后一个肢体不全的战士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或是爆破筒，滚向敌人后发生的。王树增说，你能想象数十门火炮加上30多辆坦克一起向一个小山包轰击1个小时、8架飞机又轮番扔下大量凝固汽油弹后是什么情形吗？山头被削去1米，连土都在燃烧。中国士兵竟然还活着，还站起来射击。这给美国兵的心理震撼是极为强烈的，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手中卡宾枪射出的子弹是否有意义，中国人是杀不死的。

 彭德怀利用敌人东线的一个小疏忽，发动横城反击战，使联合国军的进攻失利，全线动摇。在横城反击战中，中国战士的英勇，使美军最现代化的武器也为之减色。"当一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局面就会有变化。"王树增提到一个叫翟文清的前副师长，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当营教导员时一个叫于水林的战士，在横城反击战中，敌人坦克集群冲过来，局面很危，于水林手提手雷，冒着弹雨冲到坦克跟前，连续炸毁两辆重型坦克，局面为之一变。他又端枪追击从坦克中跳出的美国兵。身中数弹，全身血红，还捉到了8名俘虏。 王树增特别感动的是于水林受伤回国后的故事。他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与部队失去联系。只知道他是热河人，翟文清就派人到承德地区去找。找了好多年，直到"文革"前，才在内蒙古昭乌达盟一个贫困村里找到他。他是村里最贫困的，右臂已截肢，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孤身一人住在生产队的马棚里。当地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残疾汉子是荣获一等功的大功臣。翟文清副师长千里迢迢赶来，紧紧抱住他，泪如泉涌 。当地政府知道于水林是大英雄后，给他盖了间房，为他找了个女人。结婚时，翟文清把他和女人接到部队......生活艰难，而老军人多情而仗义。以后每年于水林都会被接到部队，直到他病逝。翟副师长亲自料理了这个老战士的后事。
    
    在砥平里，我们的伤亡很大。40军的3个团就伤亡1830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3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说什么也不离开遍布3营战士尸体的阵地，最后硬被拖下来。40年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专门来到韩国的砥平里，在三七线附近的冻土里挖出19具中国士兵的遗骸，以及志愿军的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
    
    王树增在书中重点描写了这两个人："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像块巨石一样，他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全党全军只有毛泽东敢跟他开玩笑，这跟他的身世有一定关系，他是赤贫的孩子，这一点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一样，他一直在基层，在一线，没享过一天福。"从王树增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彭德怀的深厚感情。
    
    彭德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兵。他的心拨开那些干部，直扑向那些最基层、最令人怜爱、最艰苦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他最大的忧虑就是我们的后勤，当美军飞机把整个后勤线炸得支离破碎，而战士们卧在雪中连炒面都吃不上，冻死饿死很多，还要遭受凝固汽油弹的伤害时，他的头发就无可阻挡地白了。
    
    毛泽东没有恼怒，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闯进来提意见！"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的艰难情况，以及与美军作战和与国民党作战的不同。毛泽东终于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不要急于求成。在周恩来主持的军　委扩大会上，彭德怀充满感情地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
    
    有些领导开始强调自己的困难，彭德怀实在听不下去，禁不住拍案而起："这也困难 ，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几十万志愿军战士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人们鸦雀无声，屏息静气。回到住所，彭德怀怒气未消地对浦安修说："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我这个官老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彭德怀此次回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他促使中央军委做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的一系列决定。几天之后，他匆匆回到几十万大军正在受苦牺牲的地方。
    
    六十三军，祖国感谢你们！
    
    令王树增和王瑛夫妇不能忘记的另一个老军人是范天恩。这位主力军（38军）中的主力师主力团团长是有名的范大胆，打了许多硬仗胜仗，在全军非常有名，后来官至烟台警备区司令，今年79岁，已报病危。王树增夫妇从38军打听到他的下落后，赶去采访 。但对于50年前那场战争，他一句话不肯说。
    
    彭德怀从北京赶回第四次战役的战场，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计谋多端的李奇微接连发动了"屠夫作战"和"撕裂作战"，突破了汉江。彭德怀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汉城。中国军队退至三八线以北。双方又回到了战争起始状态。在边打边退的过程中，中国将士付出很大牺牲。弹药的极度缺乏令志愿军战士丧失了保卫阵地和自己的基本条件。朝鲜中部那些山岭上的石头常常是他们用来与坦克大炮搏斗的武器。许多中国士兵腹中空空衣不遮体地倒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中 。当部队后撤时，只能看着战友的遗体躺在凄风冷雨中渐渐遥远。随后赶来的美国兵看到这些尸体也不禁浑身颤栗。美国陆战1师军史上记录道："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卧着，很多还与美国士兵的尸体抱在一起。由于尸体的冷却，已无法把他们分开。"

  这时李奇微已经取代自大的麦克阿瑟，成了联合国军总司令，他选中军事怪才范弗里特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这个人更加阴狠，在中国军队准备进攻时，他打破美军常规，不修筑防御工事，仍下令北进攻击。他说，对于中国人，防守是不行的，只有进攻。他把李奇微的"火海战术"用得更狠，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规定限额的5倍以上。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要质询这种"范弗里特弹药量"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范氏大为光火："让那些议员们来看看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吧......"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
    
    1951年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在山洞里，光着上身的彭德怀用最低沉的声音对洪学智说：出事了！60军180师被包围在汉江南岸。连日大雨使汉江江水猛涨，180师1万多中国官兵只能拉着仅有的3根铁丝北渡突围。美军的照明弹悬挂在头顶，炮兵和低空盘旋的飞机把密集的炮弹砸向毫无还击能力的中国士兵。齐胸深的江水汹涌，力气弱小的女兵紧紧拉住马尾，人们互相呼喊，还是有人不断被江水卷走。中国士兵的鲜血使汉江江水成了红色。
    
    180师周围是5倍美军的死死包围，每一个方向的突围都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战斗。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饥饿，全师断粮多日，伤兵更加悲惨，伤口由于不能及时处理而溃烂 。有的士兵主张把驮炮的骡子杀了吃，但是立即遭到反对，士兵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骡马。驭手们怕它们被人吃，就解开缰绳放它们走，但是这些骡马恋着主人，人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令炮兵驭手们放声大哭。当60军韦杰军长得知负责救援180师的179师和181师行动失败，一头栽倒在军指挥部里。
    
    中国军队继续北撤，战线距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将士们忍受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绪的折磨。彭德怀认为，不能再退了，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他决定在朝鲜中部高山险阻之地守住最后的防线。派谁来守呢？各军损失严重，只有36岁的军长傅崇碧率领的63军略好一点。第63军最悲壮的一页翻开了。一边是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一边是美军坦克的钢铁长龙，两边翻滚厮杀。战场距彭德怀的指挥部不过百里，他拒绝撤退。经常一个人在黑暗中向南眺望，他知道他的士兵一个个倒在阵地上，心疼焦虑。他知道中国农民家庭是如何盼自己的儿子长大，平安。几天前，志愿军一个独生子的父亲写信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家，有人指责这个老人觉悟不高，破坏抗美援朝。彭德怀知道后发火，命令立即把这个战士从近百万士兵中找出来，给这位老人送回去："战士不是父母养的？就你是？" 残酷的阻击战打了整整10天结束，63军胜利完成任务，美军的进攻被挡住了。彭德怀亲自迎接从前沿下来的63军官兵。士兵们浑身的衣服已变成一缕缕的布条，许多人只剩下粘满血迹的裤衩。彭德怀刚说了一句"祖国感谢你们"，官兵们就都哭了，他们想起了倒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
    
    第五次战役的最后结局最终使毛泽东和彭德怀认识到，在朝鲜打美国人与在国内打国民党根本不同。在敌人海陆空的立体优势面前，我们过分乐观于自己的兵力优势和敌人缺乏近夜战的能力，尤其是美军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某些暂时的弱点......得到这个认识付出了血的代价。
    
    胜利女神站在了哪一边？
    
    知道记者在写朝鲜战争，许多人问，咱们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更多的人在问王树增。他回答道："你我这样的人在拳台上跟泰森打了个平手，你说这是泰森的胜利还是你我的胜利？"第5次战役后，杜鲁门急着想停战，认为长期陷在朝鲜战场是中了苏联人的诡计。而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更为重要的台湾和西藏问题，况且已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
    
    杜鲁门"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找了一些不行，最后只能把一些信息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拿马歇尔的话说：像是"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放到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指望毛泽东能收到，简直太渺茫了。经过一系列外交斡旋，杜鲁门向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命令，要求他一字不差地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朝鲜的敌对行为......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后，南朝鲜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政府感到受到了极大侮辱。李承晚多次表示"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汉城多次举行大规模群众游行，喊出"打到北方去"！但没有人理会这个政府。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役。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最著名的是在上甘岭发生的。

 尽管南朝鲜军把志愿军看成了神，听到一点中国军队的风声就望风而逃，但停战协议的签字就要举行时，李承晚竟然不要联合国军，要"单干"。志愿军发动了金城战役，专打要"单干"的南朝鲜军。结果南朝鲜军队伤亡惨重，丢失了大片土地。新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说："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三八线从来是笔直的线，就是在金城一带凸出一块，那是金城战役使然。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正式签字。当双方倾销弹药的枪炮巨响停止后，战线突然沉寂下来，双方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观察，然后一起欢呼。几个中国士兵溜达到美军阵地上，拿出几粒糖果和一块手绢要送给美军士兵。这些农民子弟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以为吃着牛排睡着鸭绒睡袋的美国大兵也把它们当宝贝......
    
    王树增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停战那天，一名志愿军小战士奉命往前沿阵地送命令。这天炮火变得异常猛烈，他奔跑着、躲避着，多次被炮弹掀起的泥土掩埋。就要到阵地时，他被炸倒，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一只脚齐腕而断。他开始往阵地爬，一只手抱着自己的断脚。他爬上阵地时已是黄昏。小战士从胸前掏出命令，上面写着：今晚22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指挥员把小战士抱起来，大喊："来三个人把他背下去！ 不准让他死！拿着他的这只脚！"50年后，王树增和王瑛到处打听这个小战士的姓名，无结果。在岁月风霜中，他安在否？王瑛问我或问她自己。
    
    当晚，开城举行了庆祝晚会。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他说不会。再来邀请他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于是一位面目憔悴、饱经沧桑的老人拉着小姑娘在舞场走了起来..

平时只关心小飞，原因不外乎小飞的大股东成了上海仪电集团，仪电从邯钢集团买到挂牌的华鑫证券股权后，持有63%了，而小飞持有华鑫24%，且市场传闻，大摩欲收购华鑫股权，出价12元/股。而小飞的几大股东动作也较多，却小飞本身动静也不小，所以从9元多就介入了，到了14元出来了。原因心里不踏实，这24%的华鑫都值28亿了，这小飞还收购得起？正值这时看见了大飞的预亏公告，说是计提应收款与存货引发2亿3亏损，同时小飞也卖了一家参股公司的股权，这计提有点凶，3年以上的应收款按100%计提。似乎也在为什么做准备。看看K线，出了公告后，成交量明显放大，于是就钻了进去，迟买了一天，6元2买的，错过最佳时期，呵呵，散户也许都这样。

买了再来关心基本面，也许也是小散的弱点。大飞基本面比小飞差多了，主要是指盈利，行业咱搞不明白，资料上说的都好，就是不挣钱。拥有华鑫4%没法与小飞比，倒是仪电控股12%比小飞有利。好在股价低，出了这样的预亏，往后只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连续几天有量，股价上跳下窜的，趋势却在向好。

很多网友都在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公开的资料看，小飞是越描越像，第一大股东力合退出，第一、三、四大股东不是行动一致人，小飞转让了力合数字与另一参股公司，搞得如火如荼，生怕世人不知。小飞真有花头？这么好的事能让我们小散知吗？

通过大小飞一对比，我倒是看好大飞了，修小飞的道，渡大飞的仓，倒也未尝不可，至少目前大飞的价低，如真的发生股权变动，显然大飞成本轻。如让大飞如愿，不管仪电整体上市或华鑫注入等等，仪电是最大赢家，怎么做都赚得满满的，小飞也不会吃亏，毕竟24%华鑫是有价值的。如有外来方，进入大飞则是成本最轻的。

无论如何，低价的三无总有不俗的表现，而且没有限售压力。6元左右值得持有，向上空间远大于向下的空间。

 封存！待消息明朗！没有潜力也亏不到哪，如是黑马，则有趣的紧了，哪一只黑马（新股外）不是从5、6元的垃圾堆中鹤立鸡群的。

俺只是无名小散，也做不了托，所以也用不着文责自负。与我有同感的，就一直持有着，获了大利再走，不认同的，也别骂俺，只当天方夜谈，白日做梦！

        前段日子，接到一电话，自称是建行的工作人员，向我介绍龙卡业务，小姑娘不仅知道我的名字，也知道我有辆车子，说办龙卡能代交养路费等等，并询问我身份证号码说想办的话先登记。我听完之余，惊讶不已，我从未在建行办过卡，真他妈历害，什么都知道。于是便问道：“既然你这么清楚，又何必问我身份证号码呢？你到是像公安，不知你从哪搞到我的资料？再说养路费是在当地信用合作社交的啊。”小姐答：“先生，您不知道，信用合作社收到养路费缴纳款后是存到建行的，所以客户资料能共享！”小姐真会忽攸，我都是到车管所交纳养路费的，所有买车有关的资料在车管所与交警队那有。只能说，小姐真神通，牛B到了能通天了，扒了我一次，也扒了N人一次我们这些被扒了，还不知究竟是被谁卖了？

       近日，接到不同保险公司小姐来电，说我的车险快到期了，要办续保能优惠多少如何如何的？问她怎么知道，也说是资源共享，这回肯定是被4S店卖了，又被她们扒了N次。

       列位看官：你被扒过吗？

看到美国穷人的日子，我完全崩溃了　　

美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国家之一，但这里也不乏沿街乞讨者和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住破旧房屋的穷人。美国通常把穷人称为“低收入者”，而各州对“低收入”的定义有所不同。在记者暂住的密苏里州，月收入少于下列标准的就算是穷人了：单身家庭1064美元；2人家庭1427美元；3人家庭1789美元……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这个数字增加363美元左右。

　　吃和穿：饿不死冻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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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超过10%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穷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自然是温饱问题。符合低收入标准的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持绿卡者)，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FoodStamps)。人口不同的家庭每月可获得的食品券最高金额如下：1人家庭155美元，2人家庭284美元，3人家庭408美元，4人家庭518美元，5人家庭615美元，6人家庭738美元，7人家庭816美元，8人家庭932美元。8人以上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可多领117美元。这种食品券就像一张不可透支的银行卡，政府每月把钱打入卡里，持卡者只能在商店购买面包、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奶类等食品，而不能用于烟酒等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

　　记者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移民到美国之初，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她自己一时没找着工作，先生生病失业在家，一家3口顿时成了无收入家庭。“政府和社区很关心我们，寄来了很多信件，教我们如何申请各种各样的补助，生怕我们饿死！”后来他们每月领到了上千美元的救济金和300美元左右的食品券，渡过了难关。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申请食品券的美国人平均每餐有1.05美元的补助。1美元在麦当劳只能买到一个最便宜的汉堡包，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仅靠食品券是肯定吃不饱的。不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NGO)比较发达，他们也会为穷人提供帮助。

　　哥伦比亚市有一个专门为穷人提供免费食品的民间组织----“食物银行(FoodBank)”，设有145个以教会为依托的点，便于穷人就近领取食品。记者特地到市内的一个点观察，许多穷人开着汽车来，凭着一张写着户主姓名、社会安全号、家庭人口数等信息的红色卡片，进来挑选食品。货架上摆放着面包、麦片、炸薯片、葵花籽、饼干、甜点等干货，冷藏柜里还有水果、蔬菜、玉米等，看上去像个小超市。除面包外的其他食品都按家庭人口限量供应，每个家庭每月只能领取一次。面包则可以无限量领取。有了随时可取的面包，至少可以保证饿不死人了。

　　这些免费食品是哪儿来的呢？工作人员兰迪告诉我，大部份是食品店或生产厂家捐献的，也有个人送来的。那些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在超市不好卖了，老板就会主动打电话给食物银行，让他们开车来拉走。兰迪说：“这些食品在这里一般只能存放一两天，如果没有被拿完，过了有效期我们就会扔掉，或给农场喂牲口用。”

　　据密苏里中心食物银行提供的资料，去年他们共向穷人发放2000多万磅的各类食品，价值3000多万美元，每月受惠者多达8万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向慈善机构捐赠钱或食品的企业和个人，可获得部份免税的优惠。这也是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资助穷人的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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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才能申请到那张免费领取食物的红色卡片呢？兰迪递给我一张空白的“家庭状况表”，上面列有姓名、地址、电话、社会安全号、种族、家庭人数、工作状态(全职、兼职、失业、退休)、月收入、是否有政府食品券等项目。低收入者只要来这里如实填写这份表格，就可以当场得到领取食品的卡片。申请人是否需要出具收入证明？兰迪说不需要，完全靠个人自觉。

　　由于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难免有人冒领食品。据说，曾经有位来自某国的访问学者也来食物银行领取免费食品，后来信息反馈到邀请他的大学，这位贪小便宜的学者不得不提前回国。

　　“但是，对于真正的饥饿者，不管他在美国的身份是否合法，都可以来这里领取食品。”兰迪说，即便是偷渡客，他们也不会向移民局报告，“因为我们的最低目标是保证这个地方没有人饿死”。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食品供应点外面，有一个放着旧衣服的筐子，一位黑人老太太正在里面翻拣衣服，然后把挑好的衣服放在自己的蓝色小汽车里。兰迪说，人们把旧衣服捐献到这里，集中到一起，谁需要都可以随便拿。

　　避难所：无家可归者的“家”

　　“衣食”解决了，接下来是“住行”。据报导，46%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75%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一辆汽车。相当多的美国穷人没有自己的房产，甚至有人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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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美国政府花巨资为这部份人提供廉租房。低收入者均可提出申请，一旦获准，不仅房租大大低于市价，而且只需缴纳不超过家庭收入30%的租金，差额部份可凭住房券向政府兑取现金。在纽约的黄金地段有座叫“孔子大楼”的公寓，就是当地政府为低收入的华人提供的廉租房。

　　有些穷人觉得租住在公寓楼不舒服，如果想自己买房子，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购房优惠，比如可申请抵押信贷证书，10年内享受个人所得税的抵免。根据4年前布什总统签署的补助无房户买房的法案，凡有能力支付月供款、但无力支付首付款的美国家庭，均可申请低收入家庭特别资助，政府将为他们交首付款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有关费用。廉租房的申请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排队”是免不了的，不可能“立等可住”。

　　那些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突然失去家园，或因其他原因无力支付房租的人怎么办呢？这时非政府组织又开始起作用了。

　　记者曾经采访过当地一家由***组织“救世军(SalvationArmy)”筹办的“避难所”。这是一座两层的楼房，共有61个床位，无家可归者可以申请到这里来免费吃住。这里有家庭间(两张并排的上下床、独立卫生间)，有男人间(16张床位、共用卫生间)和女人间(12张床位、共用卫生间)，食堂、电视图书室、健身房、教室、电脑室、洗衣房、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

　　避难所负责人詹姆斯介绍说，这里常常客满。住在这里的人，短的一两天，长的达两年之久。有人刚来的时候一无所有，避难所还为其提供衣服和洗漱用品。住在这里的人必须遵守相关规定，不准吸毒、喝酒，晚上10点半熄灯，早上6点半起床，白天必须出去找工作或接受社区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找到工作之后，收入的10%用于交房租，65%由避难所代为保管，攒够了2500美元,就可以离开避难所到社会上租房子独立生活了。

　　避难所也为社会上的人提供免费午餐，任何人只要签个名就行。詹姆斯邀请我一起到食堂用午餐，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在我之前有31个“蹭饭”的人。午餐很简单，一块夹着奶酪的面包，一杓拌酱的豆子，一杓蔬菜色拉，还有一杯牛奶。詹姆斯说，来这里吃免费午餐的基本都是些老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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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和密苏里州，我都见过有人睡在路边或废弃的车厢里。既然有“避难所”，为何还会有人流落街头呢？詹姆斯说，这些人多半是酒鬼或吸毒者，他们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受约束，就喜欢流浪，谁也帮不了他们。

　　詹姆斯告诉记者，这个避难所每年耗资50万美元左右。这么多钱从哪儿募集而来？他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拨款3.5万美元和7000美元,大部份靠企业和个人捐款。曾经有个老人捐赠的遗产就超过100万美元。

　　穷人反而不担心生病

　　在美国，看病非常昂贵，住院一天的费用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反而不用太担心，因为他们可以向政府申请免费的医疗保险。即便没有医疗保险，有病也尽管上医院看，医院会先看病后再寄账单，即便交不起高额的医疗费，还可以和医院讨价还价或申请缓交。

　　记者在美国看过几次小病，尽管我买了医疗保险，但每次自己还得再掏上百美元。付账时我声明自己是低收入者，医院一般会给我按七折或八折结算。我问收款员，如果有人确实付不起账怎么办，她说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付50美元以上就行，付完为止。她还告诉记者，真正拖欠医疗费的往往并不是穷人，而是那些中低收入者，因为穷人的医疗费由政府埋单了。

　　通过富人的缴税，美国穷人有机会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他们一般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没有强烈的反社会尤其是仇富情绪。当然，美国也经常发生一些反社会的暴力事件，但基本上是零星的、局部的。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穷人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才会有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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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美国的现状吗？如果是，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存在社会主义的某种东西，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做的比他们好些？

自从响应老朱的号召后,我从电信集体公司被买断出来打工,已有三年多了,看病吃药以前都是集体买单,而这三年全是个人买单.好在本人身体还好,这三年没什么大碍,每年去医院二到三次,化上千把元钱一年还能承受,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已是坐上"奔四"的人了,身体还能对付,常在想倒了"奔五"、“奔六”、“奔七”时，要么不生病，要病就要你的命时该怎办呢？

咱学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干的社会主义活，想想未来身老病死却不如资本主义！咱寒心呢，还好咱也想得通，比咱日子难过的工人农民倒处都是，人家不也这样过来着。咱也没想过活到“奔八”，别活到那么老，给家人给社会添麻烦！

常问自己：咱过去读的书是不是没读好？社会主义公民该不该享受社会主义的福利啊？咱是不是没给国家创造“剩余价值”啊？

今日，公司办公室给我送来了一本医保卡，我本该有的也曾经享受过的东西又回到我的身边，久违了，我下半生有用的东西！

感谢老胡、老温呢！好人啊！

忽然想起孩子读书的事，想想我读大学时，父母除我生活以外的负担并不重，不知我的孩子将来有机会读大学，我的负担是否也不重？

       社保基金理事长项怀诚日前说“理事会成立以来财政拨款2700多亿，到如今赚了2100多亿，今年股市大家赚钱，社保基金也赚了1000多亿。”社保基金解决了空账问题，固然可喜，然而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真的是靠上市公司盈利增长而分红所得的吗？显然不是！是通过网下申购与买卖股票而赚了1000多亿，那么请问社会基金是赚了谁的钱？既然不是通过分享上市公司盈利分红所得，那么有赚的必有亏的，那亏的是谁呢？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亏的只能是百姓。项理事长说这话时显得底气不足，否则不会有“今年股市大家都赚钱，社保基金也赚了1000多亿”来作托。

      社保基金通过炒股赚钱，总究不是藏富于民的真正体现。试想如果央企在上市时都能让国人持上几股，哪怕是一股，让国人真正分享中国股市的盛宴，长此以往，国人富了，社保基金的担子不也减轻了。

ATM机取款引出的案件。最近热闹得很。

冲其量不过是一个不得当利。非盗窃，他并没有利用工具作案，只不过利用了ATM机的差错。
一个人在街上连续捡钱100次，共得利17万，该如何判，不会是死刑吧。

人民论坛：个性官员挑战官场陋习捍卫政府权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0日15:32 中国新闻网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是“个性官员”的代表。（资料图）中新社发 徐曦弋 摄

　　中新网9月20日电 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肖木在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刊文指出，这些个性官员们通过铁腕施政挑战着官场上的诸多陋习，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个性官员”在中国政坛上形成别样的风景

　　文章介绍说，近些年，越来越多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比较熟悉的，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 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挑战官场陋习捍卫政府权威

　　文章指出，“个性官员”的界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

　　文章说，这些“个性官员”捍卫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李金华担任国家 审计署领导职务20多年来，一再推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潘岳走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不仅主导了在全国刮起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环保风暴，而且极力坚持和推行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重要贡献；张保庆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给予若干党政部门、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重重一击，无疑加快了贫困学生 助学贷款问题的解决；李毅中在全国各地近乎奔命般的行走，终于唤起了各级党政官员和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起码重视……

　　文章指出，这些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秉性的所谓“个性官员”，以他们在阔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感动着期盼吹来政治清风的每一个人，感动着整个中国。这些“个性官员”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只有建立起好制度，“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

　　文章说，“个性官员”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进入21世纪，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条件，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中国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文章指出，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个性官员”的出现无疑推动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像李金华、潘岳这样的“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依靠制度解决问题。与所谓“个性官员”相比，制度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文章指出，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解读个性官员：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6日18:00 廉政瞭望 

　　一改官场四平八稳的传统风格，敢于亮出个人观点，用“铁腕”手段推行变革，甚至用“专制”手段推行民主，“另类”施政引发争议……个性官员大胆挑战官场潜规则。民生，公平，和谐……个性施政无疑彰显了政治的文明。

　　个性官员显露身手

　　□文 本刊记者 王 春

　　近年来，在中国的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

　　个性官员中，既有中央官员，如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说狠话”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环保风暴”中敢说敢干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如江苏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等。

　　他们或敢于发表个人观点，或大胆整治官僚习气，或突破传统施政套路，锐意创新，关注民生。相对那些四平八稳的温和官员而言，他们的个性相对外露，因其“另类”的施政风格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带来争议，被称为个性官员。

　　仗义执言敢于为民亮剑

　　说话表态瞻前顾后、滴水不漏、模棱两可，这是传统官员所谓“稳重成熟”的表现。但近年来，一些个性官员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官场生态，他们对一些敏感话题大胆表露自己的观点看法，敢于亮剑，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结束后，广州市长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张广宁还说：“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切齿痛骂的现实环境下，不少城市市长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或装聋作哑沉默是金，唯独广州市长敢第一个吃螃蟹，表露出个性，在“两会”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打破沉寂发出“另类”声音，委实让广州百姓有久旱逢甘露之爽，也让全国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 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要知道，在高层房地产新政屡施不灵、房价不断上涨的状况下，张广宁的这番话无疑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但从中也明明白白地透露出了张广宁的执政决心和底气。张广宁表示，广州会采取增加土地供应、多建设廉租房和针对中低收入者的 经济适用房。“广州未来5年的廉租房建设计划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计划都已经公布了，我认为广州的房价肯定会降下来。所以我提醒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先不用着急。”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在这位地方行政长官难能可贵的胆量和自信背后透露出的是他崭新的施政理念。

　　同样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在青岛，先后有两个执政官员表现却完全不同。青岛市的房价曾在2004年第四季度同比上涨19.8%，涨幅在调查的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位。原市委书记杜世成显得有“个性”，他公开抵制国家房市调控政策，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

　　杜世成因腐败问题下台后，2007年1月21日，青岛市市长夏耕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特点，他指出，住房这一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这是第一个对住房完全市场化表示异议的地方高官。

　　接下来，青岛市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极强的措施，比如，对普通限价商品住房，在给开发商留下不超过8%的利润空间的前提下，核定出该普通商品房项目价格。项目建成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开发商都必须低于限价销售。有评论指出，青岛治理房价的方法对全国而言，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高调治理高房价的个性官员赢得了百姓的喝彩声。而“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不规范”的大胆表态，则让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迎来了民营企业家们的热烈掌声。

　　在2006年12月，汪洋对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和700多位民营企业家称，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他表示，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国内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是民营企业的“原罪”。汪洋的此番讲话引起了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反响，在场民营企业家对其报以热烈掌声。 

　　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政绩而产生的发展冲动，往往导致中央政策在部门和地方推行的时候变形走样，中央政策甚至被“置若罔闻”，以至于有“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之说。为了让中央出台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落到实处，为了破解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现象，不少中央政府高官强力施政，痛斥一些官员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显得个性张扬。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而且以“空前激烈的措辞”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面对频频发生的矿难，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其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堪称典型。

　　2007年5月29日，江苏无锡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水污染危机，罪魁祸首就是大量排放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此前，面对类似的一次次污染事件的发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一次次展现了自己的血性和愤怒。

　　2007年5月13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潘岳说，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不是我个人忍无可忍，我觉得好像中国国情忍无可忍。我们中国的国情根本不能忍耐这种重化工无序的扩张，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在北京财富论坛上，他公开表示中国不应该为“世界工厂”的称号而骄傲，中国需要的是“绿色崛起”。他警告说，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2020年，中国的GDP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

　　不光从言语上表示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现象进行痛斥和警告，潘岳在治污的行动上更显强硬。

　　潘岳给手下的印象是干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让手下称道的，是他做事的魄力。从2003年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到2007年就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这位“个性”官员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3次由他主导的“环保风暴”。

　　2005年1月18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2006年2月7日，潘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家环保总局从当天起对127个重点化工石化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投资总额达290亿元的10个违反“三同时”规定的化工、交通等建设项目进行查处，掀起了第二次“环保风暴”。

　　面对“先污染后治理”、“只污染不治理”的事件屡屡发生，面对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潘岳“忍无可忍”，他甚至采用了更为强硬的“连坐”式的“区域限批”政策：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2007年初，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4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到2007年4月9日，为期整整3个月的“环保风暴”圆满收尾。

　　在潘岳等人的强力推进下，不少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被叫停整改，一些被影响了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叫苦之后，不得不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潘岳等人强力推行的中央制定的环保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潘岳坦言：我做的事情指向同一方向——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民族，能够“可持续”，而个人进退，早已不在计算之列。

　　铁腕执政剑指官场陋习

　　近年来，一些地方主政官员为了尽快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充分运用体制赋予自己的权力来实施变革，相对传统的官场潜规则而言，他们的施政手段显得有些“另类”，透出其“刚猛”的个性。

　　凭借市委书记的强势地位，高压执政，剑走偏锋，改变干部作风，让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为人们眼中不折不扣的个性官员。

　　从2000年2月到2003年1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并且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

　　吕日周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村调研，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党员干部们不得不变得勤奋起来。

　　吕日周剑走偏锋，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他用高压手段激活了干部的工作热情。他上任的第二年即2001年，财政总收入接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为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与吕日周相比，原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后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铁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用强硬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推行其施政法则来实现变革。

　　仇和从1996年起，在沭阳进行了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沭阳治安很混乱，仇和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他很快将失职渎职的公安局长免职。一天晚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仇和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然后开始大面积抓捕在逃案犯行动，结果当晚就抓了100多个在逃案犯。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根本不容人思考。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3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

　　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2001年仇和离任时，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一举成为江苏省最有活力的县之一。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在感受着带来阵痛的“仇和速度”的同时，也享受着美好环境带来的舒畅和愉悦。

　　在个性上与吕日周和仇和有相似之处的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区委书记李仲彬，用“铁腕”手段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其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系列“出格”之举，也让人们把他列入了个性官员的行列。

　　现任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的李仲彬，早在担任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的时候，就因推行党内基层民主而掀起了一场改革风暴：开放“三会”、公推直选、民评官等举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李仲彬的“出格”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惯性制度”的改革，提出“还权于民”。新都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李仲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

　　李仲彬的“出格”还表现在他力推的“新都之治”的民主政治改革，该区所有学校校长、299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由直选产生，并首开中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有评论者说：“新都一小步，中国一大步！”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李仲彬对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的改革也非常“出格”。2004年7月，新都举行大会，包括李仲彬在内的17名“区官”接受了1071名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他提议将测评结果在报纸、电视上公开。公开测评“区官”，从此在新都成为年度保留节目。

　　2005年7月，新都“民评官”活动再度升级。17名“区官”根据各自得票结果，通过电视直播，向父老乡亲现场自我检讨，让新都人大开眼界。

　　新都的民主化改革为新都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新发展。

　　绵里藏针彰显个性多重色彩

　　相对吕日周、仇和、李仲彬的“铁腕”执政风格而言，另一位个性官员宋亚平的施政措施对当地官员切身利益来说，是“以柔克刚”。宋亚平在任4年多，推出了14项改革，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他通过对官员“洗脑”来荡涤陈腐观念，而没有采用疾风骤雨的方式，并且给予被改革者一定的保障，因而引起的震荡比较小。虽然手法“温柔”，但他实施的改革，却是绵里藏针，而且在施政过程中，意志坚定，没有丝毫退缩。

　　宋亚平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他却辞去公职，不要“铁饭碗”，南下广东“淘金”。上世纪90年代末，在商海搏击10年之后的宋亚平，又走马上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

　　接手咸安区时，宋亚平面对着的是一副“烂摊子”：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保守，领导方式陈腐；政府机构人员庞杂臃肿；财政入不敷出，土地荒芜，农业衰败。封闭保守的思维充斥着整个咸安区。

　　面对困境，宋亚平决心“起沉疴，下猛药”。他开始对陈腐的地方吏治进行整治。

　　宋亚平深知改革会触动种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做好种种铺垫工作。在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的“五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他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当时咸安区的干部本能地排斥这种做法，宋亚平将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做思想工作。第一批187名打工干部在2001年的正月十五启程出发。咸安区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宋亚平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必须走出咸宁市，对留在咸宁不走的，一经发现便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

　　继干部外出打工之后，宋亚平开始实行机构改革，拿留在咸安的干部“开刀”。他先拿出6个重要的、被视为肥缺的区直局机关，公开选聘局长，然后放权让竞争上来的局长组阁，对人员进行分流。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的干部被推向社会。

　　机构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还是乡镇一级。宋亚平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他认为基层政权没有必要实行党政分开，分开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推诿扯皮。之后，他又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撤销合并，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一举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减下来的人一律自谋职业。这种改革在全国是首次，被视作中国基层政权冲破“黄宗羲定律”的成功尝试。

　　宋亚平的改革彻底扭转了咸安区的落后局面，自2000年改革以来，区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万元上升为2000年的2.6亿元。而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还在向湖北全省延伸。

个性施政引发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6日18:00 廉政瞭望 

　　□文 本刊记者 王 春

　　在个性官员们为中国政坛吹进阵阵新风、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因为其张扬的个性引来了争议。有人认为，个性官员过多地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施政目的，即所谓的“铁腕”执政，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行为，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不一致。有人担心个性官员们推行的改革会形成孤岛效应，缺乏制度保证而不能稳定推行，担心人走政息。更有人认为，政策权威不能仅靠个性官员来捍卫。

　　人治？法治？

　　尽管个性官员的“铁腕”施政最后带来的是社会经济的超常发展，但“铁腕”带来的阵痛却引发了人治和法治之争。

　　李仲彬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举，被有的人视为搞“专制”、“独裁”，李本人甚至被骂为“军阀治政”。最令人尴尬的一幕是，在2003年8月该区组织的一次对17名区委、区政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的民主测评中，李仲彬“作风民主”一项得分最低，得了12张“差”票。

　　但绝大多数的新都人承认李仲彬“是一个好官”，认为他推行的改革促进了新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都政改”中推行的还权于民的举措正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而为的，他是在用人治的手段促进法治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和宿迁的“铁腕”执政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10%～20%，每个农民出8天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仇和所推行的雷厉风行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在外界某些人看来，仇和的一些施政措施似乎不是侵犯了人权，就是与现行法规相抵触。

　　但仇和的支持者认为，正是这些被有些人认为似乎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成了当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铁腕”施政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体制转换时期需用“重典”的战略性思考。在仇和看来，他快速推进、“铁腕”施政更是一种策略。“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要用“铁腕”改革的高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对于有人诟病仇和、李仲彬、吕日周等人“是人治，不是法治”的说法，另有人则认为，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人治——人制——法制——法治的不同阶段。任何法治行为的主体一定是人，只有人治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并通过法定的程序固定下来，最终才能达到法治。没有哪一个社会是纯粹的人治或者纯粹的法治，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在一种中间状态下进行的。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在处于发展中的地区，要想在短时间改变不发达的现状，采用非常的行政手段，利用领导人的权威和魅力，强力施政，往往能迅速取得效果，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终还要靠民主和法治来推进。

　　而在个性官员们的眼里，“铁腕”施政只是手段，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吕日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长治回到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中来：起草新闻监督地方法规；启动了“五大监督”，即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法制监督、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吕日周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从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仲彬的铁腕使新都最终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仇和强力快速施政后，采取了不少制度化的措施来巩固其改革的成果，其中一项是，在全国首推干部公示制。

　　孤岛效应？人走政息？

　　个性官员们都带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因突破旧体制框架而引发的变革和旧体制不可避免产生冲突。他们改革的主要矛头都指向遵循惯性思维的官员和吃财政饭的人，从而引起官场的强烈反弹。因此有人担心他们所倡导的改革命运难测，会产生人走政息的所谓孤岛效应。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本来就是党和国家赋予的。但很多人寄望于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利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这句话意味着，如果吕日周离开长治，那么《长治日报》监督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就变得前途莫测。

　　有人认为，“咸安政改”带着宋亚平个人的深刻烙印，咸安改革难以复制，归根结底在于难以复制宋亚平这样的个性官员。独特的经历和内心的政治抱负造就了个性独特的宋亚平。特有的经历让他对政府职能的看法更加清晰准确；经过多年的商海沉浮，宋亚平积蓄了可以使他后半生衣食无忧的财富，这让他能够做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改革，可以将乌纱帽放到一边进行改革。宋亚平自己也认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借鉴咸安的改革经验，但很少有人看到咸安改革的精髓。他开创出来的“咸安精神”是一种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改革求发展的精神，其意义不在于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

　　军人出身的李仲彬转业到地方任职后，许多人猜测他会以相对集权的姿态出现，结果恰恰相反，他致力于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但从他固执地“铁腕”施政的角度来看，他又是“专制”的，但这不能否认“新都政改”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脉络，这其中或许留下了李仲彬性格中的“民本”印记。李仲彬是苦孩子出身，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官员，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无不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而“铁腕”施政的仇和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雷厉风行的施政方式更难以复制。

　　个性官员们施政方式与他们个人成长经历以及接受的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其施政行为中无不留下其个性色彩。从这个角度而言，个性官员会否人走政息产生孤岛效应的看法并非杞人忧天。

　　但这些个性官员的施政特点有不少共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义无返顾地进行改革，符合客观实际，顺应历史潮流，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有了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思路就会被肯定和延续下去。随着仇和的步步高升，李仲彬的“新都政改”经验在各地推行，宋亚平的“咸安政改”在湖北成燎原之势，潘岳等人施政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一切表明，个性官员的个性施政并不会人走政息。

　　靠个性？靠制度？

　　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出现李金华、仇和等这样的个性官员，的确有理由感动。通过个性官员们的努力，一些地方的官场顽症能够得以披露并最终有所改善，可谓是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促进；他们的鲜明个性，给了人们可触摸的质感，增进了百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谅解和信任。 

　　但有人认为，如果只靠某些个性官员个人的力量推动改革、捍卫政策权威，令人充满忧虑。他们认为，个性官员所揭示出的问题、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就审计而言，虽然近几年来，每年的力度都很大，查出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一些部委却依然故我，个别的甚至变本加厉。在环保方面，虽然国家治理环保的呼声和力度越来越大，可污染事件却不断出现。出现个性官员，固然在很大意义上是百姓的幸运，但正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要保证重大问题的彻底解决，仅仅依赖于个性官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他们认为，加强执政能力，树立政策的权威，不是个性官员所能承载的任务。面对令人击节的个性官员，在赞扬之外，对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更应予以深刻的、制度性的思考。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律依据缺失是我心里的痛处。‘限批’之初，常被质问‘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提及了‘限批’的方式，但是以法律方式确定起来的文件确实还不够。”“说狠话”比较多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其怒斥和谴责的话语里也不免流露出对制度缺失的无奈。

　　所以，靠个性官员的强力执政仅仅是加强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要真正全面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巩固个性官员们的施政成果，保证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科学的制度。

对个性施政的立体思考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6日18:00 廉政瞭望 

　　□文 本刊记者 王 春

　　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个性官员从言辞、形象，到举措、思路，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从而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也引来争议。随着个性官员们逐步走上高位(比如，潘岳升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李仲彬升任四川巴中市委书记，宋亚平升任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他们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带来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将来也会不断涌现更多的个性官员，这是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与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

　　时势造英雄

　　体制为官员提供了个性化施政环境和平台。

　　中国社科院学者党国英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权力扩大；民间权力在扩张，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渐进。前者使得各级官员表现自我有了底气，后者则使得官员们需要赢得公众支持。越到基层这两个特点就越突出。今天的各显神通，是干部工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的结果。”

　　在如今的政治体制下，各级各部门拥有的权力巨大，尤其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他们的权力疆域广阔、边界模糊，除了军事、国防、外交等国家事务之外，他们都有权力干预，也有责任管理。体制给他们提供广阔的施政空间和平台。

　　但拥有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责任，每年都会有各类考核指标下达到他们头上。这些指标完成与否会对当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客观上也会影响一把手们的政绩。他们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

　　这样的体制环境无疑为一把手们个性化主动施政创造了客观条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我们的环境，已经开始可以容纳一些有个性的官员，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

　　地区发展不平衡、生活多元化是个性化施政的客观现实。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拥有很大自主权的各地党政一把手们会根据自己负责区域里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一把手们对事物的认知受其个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其施政过程中留下其个性化色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宝明认为，“一批人崭露头角，这是特定的社会造就的。从整个社会上来说，生活越来越多元，个体的个性越来越突出，官员作为其中的一个群体，拥有的空间也相应增大。”

　　吕日周针对当地百姓痛恨的官僚作风顽疾的现实，采用媒体监督的方式在短时间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治理效果。针对沭阳当地民风凋敝的现实，仇和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迁怒于百姓，而是深刻地指出：“民风不正，弊在官风。”所以他运用“高压”手段来改善官场生态，突破官场潜规则以促进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在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守夜人’，而在民主后发国家里，政治精英人物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推动作用显得更大，而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敢于承担责任、性格刚猛的所谓个性官员来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短短的4年间强力施政，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仇和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而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当地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仇和解释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必须要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盖有治法而无治人，有良法而无良吏，法亦徒然。仇和对此演绎后，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在非常时期，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呢？”

　　面对为了加速发展而不顾环境污染的地方政府，潘岳不得不“乱世用重典”，采用非常严厉的“区域限批”策略，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仇和等个性官员进行的“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取得成功，对于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不发达地区不无启示。

　　彰显政治文明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个性官员不断被重用，走上高位，折射出高层关注民生、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干部任免渐趋理性，是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石志夫说，个性官员在这一届政府中确实越来越多，这和这一届政府亲民务实的执政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执政风格的一个特点是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敢于担当，并想办法解决。

　　秉持这样的执政理念，新一届政府允许官员们创新体制，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官员个性的发挥，提高执政能力。所以在具体实践中，一批批个性官员以强烈的改革决心，大胆创新思想理念，破除旧体制束缚，建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取得了实效。其实，中国官员并不缺少个性，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的个性就非常鲜明。不过被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政治生活非正常化的流风余韵所及，政治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被曲解了，一些普通官员个性更多被共性所同化。施政个性被窒息了，创新也就被窒息了，平庸和不作为几乎成为普遍性的官场生态。要扫除这种官场积习，改变一些地方一潭死水的状况，必须不拘一格，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让个性官员激起官场活力。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指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既是指党员个体的能力，也是指党整体的能力。党的整体能力取决于党的体制和机制，而放置于具体事务上，承载上述核心能力的正是地方高层官员。” 

　　个性官员们没有被官场潜规则所制约，他们的个性化施政大多取得了成功，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提拔重用，也是新一届政府尊重民意的体现。

　　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给百姓带来了福音和更多的希望。这些个性官员中无论是强力治污的潘岳，还是“铁腕”施政的仇和、李仲彬等，他们都因为直接或间接改善了百姓的生活环境而倍受欢迎。即使现在，宿迁的百姓提起仇和的贡献，都会亲切地称他为，“俺们仇书记”。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人们印象中的官员讲话往往是千篇一律、陈词滥调，官场推崇面对不公正一言不发的“沉稳老练”，赞赏能够顺应官场潜规则、谨小慎微不求对人民有功但求官位常保的“不倒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干部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环境、人民心态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人们希望官员言行一致、敢说敢闯、敢做敢当。

　　未来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民生、公平与和谐将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仇和等个性官员的个性化施政彰显着这样的思想脉络。

　　个性官员与“政绩官员”有本质区别

　　如果说执政环境的改善为官员提供了个性施政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敢于面对现实、无私使用权力、具备敢于实施变革的政治勇气，就是个性官员们实现个性施政的内在动因。

　　这里所说的个性官员的“个性”是特指的个性，应该理解为赤子之心，而不是一种造作和作秀，其蕴含的应该是一种敢于负责和改正错误的政治勇气、大公无私的政治正气和疾恶如仇的政治良心。一个不敢负责的人，一个眼中只有“政绩”的人，一个对丑恶失去敏感的人，是不会轻易表达自己个性的。

　　仇和曾经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有了这样的理念，尽管仇和“铁腕”施政时面临种种压力，他始终坚持法律和道德底线。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念，才使“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仇和推行的改革愈来愈深入。

　　宋亚平把乡镇书记的任免权交给百姓，而下放了自己的任命权力，革了自己的“命”。宋亚平曾对记者说：“片面理解稳定是不足取的，以牺牲改革开放与发展机遇来换取所谓任期‘稳定’更不足取。遇到矛盾绕道走，结果只能导致一些问题积重难返。我的看法是，只有发展才有稳定。关键是要敢于坚持真理，摈弃私心杂念，甚至牺牲个人‘政绩’，坚决依靠改革促进发展。”具备这样的无私的政治勇气，宋亚平的“咸安改革”得以成功实施，并在湖北成燎原之势。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官员政治品质的好坏决定其执政效果的好坏。国家和法律赋予了官员们权力和职责。但有的官员利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牟利，比如，曾经喊出一句很‘个性’话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良知的个性官员，具有改变不发达现实的内在冲动，他们则运用权力来为国家谋发展，为百姓谋福利，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老头公车上猥亵给其让座美女 被拍下视频(图)

　　核心提示：青岛一老年男子在公车上公然性骚扰给其让座的女子，并且专寻漂亮年轻女子下手，这一过程被车上的另一名乘客用手机全部拍下。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对于这种在公共场合性骚扰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责问或警告等方式让骚扰者暴光无地自容。